但是货币超发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出来，此时再火上浇油就会出很大的问题。
管清友特别澄清，有关的数据全部根据中国官方公开的数据，而非所谓秘密来源。2008年四万亿人民币投入刺激经济增长，结果大部分到了国有垄断企业和权贵手中。
数据披露之后，中国网友大声惊呼，难怪中国房价如此之高。同样让人惊讶的，是这四万亿财政中，居然有三万亿是卖地的收入，中国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达到75％。最近几个月，在华投机资金开始出逃，境外企业抛售高档商业房地产，消息每天疯传。244期新纪元周刊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中国经济危机已经在发生之中。一直以来，中国国内消费增长疲弱，也是中国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共识，而且此问题的改善，需要对中国经济收入分配进行大规模的转变，却依靠整个体制的变化。从2000年开始他们也很重视在农村推行信用制度和联保贷款，解决农民贷款担保难的问题，取得了成效，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后来农信社对于不良资产有一个看法，认为是农行转过来的。但责怪哪方面都不合适，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也都有道理，资金互助社经营者也有苦衷。农村金融是金融体系中的特殊领域，也关系到最广大的群体。《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看，脱钩时农信社的确承接了农行的一些不良资产?秦池江:的确是接了一些，但具体数据是多少，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
进入专题： 农村金融 。目前农信社的整体状况不错，大多数农信社能够达到当年盈利。
虽然这个从政策上不能取消，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将资金返回农村。《第一财经日报》:人民银行什么时候发现潜在危机、开始关注合作基金会呢?秦池江:后来资金互助社吸收存款，存款兑付不了，存款人就闹事，政府又找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就说是不合法的，不允许非正规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农业部想做一件好事，但当时没有管理基金会的手段和能力，形成了到处开花，甚至出现了失控状态，表现就是资产被挪用、资产流失，甚至还挂牌公开吸收存款，但对存款也没有管理规则，不会用，最后存款兑付不了，出现了好多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风气，理论界、管理层对自身经验总结不够，不少事情都是看外国的，这种心态值得忧虑。
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促使资金留在农村，相反从政策上形成一种资金外流，如存款准备金也是一种资金外流。农民从经济上有合作的基础，劳力、资金、种植、加工、营销靠单个农民都做不了，组织起来合作才有效率。《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12月，银监会调整放宽了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槛，鼓励农民自发组织设立农村资金互助社。例如，尤努斯的小额信贷的确做得不错，对中国也起了一些正面作用，但尤努斯的经验中国也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概括农村金融改革30年，是什么?秦池江:曲折苦痛，做了很多探索，看到一线希望，但目前还处在调整期，有最好的发展时机、难得的机遇，如果把握好，下一步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大有希望。
基本上是以村为单位设立的。现在管理层、管理机制或者监督机制对这两方面看得过重，结果就形成一种关门主义、自我利益的作风。
因为合作基金会没有章程、没有规则，没有适当的管理人员，也没有一定的政策指导，基本上是自发的、一哄而起的做法，最后肯定要乱的。《第一财经日报》:30年改革后，农村金融体系还存在什么问题?秦池江:农村金融发展中的确还有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村金融体制和政策配合与新农村建设历史任务不相适应。
《第一财经日报》:改革30年，农村金融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秦池江:30年的改革，农村金融制度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农村的融资力度有所提高，现在金融机构对农民提供的贷款大概1万多亿元，达到这个数字也不简单，因为在1979年的时候整个银行体系的贷款才3000多亿元，而现在农民贷款已经超过了1万个亿，增长比例很大。商业银行从2000年以后逐渐撤销在农村的机构，在农村的服务能力基本上消失了，农村信用社对于自己的市场定位也不断动摇，都在向大商业银行学习，要搞商业银行，甚至大商业银行，而不是一心一意思考如何在农村开展业务。在乱摊子里再把合作的观念立起来，相当难，现在一提合作大家就想到过去的大锅饭。《第一财经日报》:农信社从农行脱钩花了多长时间呢?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呢?秦池江:1996年8月国务院发布《决定》的时候，脱钩的农信社还是少数，文件发布后就很快全部脱钩了。所以，金融业和农业都要围绕国际竞争、国际市场，要有这样的眼光和思路来创新农业、支持农业，把农业做大做强。只考虑信用社的利益，不考虑农民的利益、农业的发展。
但由于过去的体制把合作的基础搞坏了，观念坏了，影响也坏了，所以现在一谈合作大家信心都不足，包括现在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立法名称就有很多争论，专业合作社法中也不包括信用合作。如果信用社比较差，就主要由农行的营业所办理大业务。
还应该出台《社区再投资法》，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把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用在农村。《第一财经日报》:人民银行对农信社的监管要求有什么新变化呢?秦池江:人民银行的监管主要有两件事，一是风险管理做了不少工作，二是推行小额贷款和信用村、联保贷款，比较有成效，这种做法现在还延续下来了。
当时农行的营业所和信用社还是有一些矛盾的，但是毕竟信用社归农行管，所以业务上有交叉，利益上也有些调剂，维持信用社基本不亏损。这要求农村金融体制对农业的金融服务以及整个农村金融政策都作一些调整，目前有很大的转变。
这种观点之下就套用商业银行的模式来搞农信社，完全按市场化搞信用社，演变过程中就形成现在的实际问题，包括市场定位、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如何结合等问题就没法解决了。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国家采取高利率和储蓄保值政策，资金成本较高，但贷款利率受限制，出现利息倒挂，形成亏损，但这时农信社已经脱离农行了，农行不能再为其补贴资金，而农信社又要进行商业化管理，导致农信社长期亏损。但后来又走到歧路上了，农行把一些好的干部、好的资产调到农行，农信社就越办越不行了，农行和农信社的矛盾激化了。《第一财经日报》:农信社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由中国农业银行代管呢?秦池江:1979年农业银行恢复，人民银行将信用社委托农行管理。
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根据中国农业的特点必须有政策性农村金融业务，国家要为农民提供比较宽松的、低成本的融资服务，也要承担一部分风险;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政策性的措施没有效率，是应当淘汰、改革的对象。农村金融的市场化必然促使农民大批地去城市，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
1985年左右，信用社又逐渐脱离农行，1996年完全脱离，由人民银行监管。所以，既有基础又有需求，也有干部的冲动，农村合作基金会就搞起来了，发展最多的时候全国有几十万家。
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农业要成为生存的基础，要参与国际竞争，将是一句空话。农业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不能不看到国际化的形势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目前财政投向农村的资金额是比较大的，财政投资是必要的，但是怎么用还可以研究。《第一财经日报》:历史上看，农信社、合作基金会尝试合作制的模式都没有成功，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秦池江:这有很多历史原因，如果按照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农信社的合作思路一直做，现在合作经济一定也很强大。农村金融如何服务于农村，要有一个基础条件、一种内在的动力、一定的目标和标准，这样才能使农村金融机构始终不渝地围绕农民、服务农民、支持农民，真正成为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支柱，而不是漂浮式的、临时性的行为。好的产权还必须有好的经营者《第一财经日报》:农村信用社是服务三农的主力军，从产生至今已有50多年，这么多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秦池江:从管理体制上看，农信社产生最初由人民银行管理，后委托农业银行代管，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脱离农行，1996年后由人民银行管理。
所以完全按照市场化模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不能没有政策性金融，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市场化手段要用，政策性手段也要用，两个都不能少。《第一财经日报》:正在试点的农村资金互助社采取了合作制，其目前面临问题是，单靠社员存款资金不够，从其他金融机构融入资金有难度，对此你有什么建议?秦池江:大家对资金互助社的管理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不放心，人民银行对其吸收外部存款比较谨慎，其他金融机构在资金拆借中对它也持怀疑态度。
其中，1.2万亿元贷款还包括农发行的贷款，如果去掉农发行的那部分，实际上农村是存大于贷，农村的存款并没有完全用在农业，农村资金在不断外流。好的产权还必须有好的经营者。
第三是农村金融的市场化问题。现在科技部在农村有很多科技特派员，他们有很好的技术，但没有资金，为了把农村经济搞活，科技是农村摆脱困境的根本途径，把金融和科技结合是非常有前景的领域，但是在政策上、管理上需要有大的转变，当然首先还是观念的转变。
